崇宁元年:帝国的转折

  • 2019年07月23日 12:11
  • 来源:赵燕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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轻佻,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崇宁元年是北宋徽宗皇帝的第二个年号。他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,但只用了一年时间。年号是帝王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,首创于西汉武帝十九年。这一年汉武帝取年号为“建元”元年。年号除了是用于纪年以外,另外还表示祈福,歌颂以及改朝换代,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。

崇宁元年:帝国的转折

轻佻,不可以君天下的徽宗

崇宁元年是北宋徽宗皇帝的第二个年号。

他的第一个年号是建中靖国,但只用了一年时间。

年号是帝王用来纪年的一种名号,首创于西汉武帝十九年。这一年汉武帝取年号为“建元”元年。

年号除了是用于纪年以外,另外还表示祈福,歌颂以及改朝换代,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标志。

比如《汉书》上就记载:公元前122年,汉武帝狩猎捉到一只独角兽白麟,群臣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,值得纪念,建议用来记年,于是立年号为“元狩”。前122年即为元狩元年。

过了六年,又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个脚的宝鼎,群臣又认为这是吉祥的神物,建议用来纪年,于是改年号为“元鼎”,称那年为元鼎元年。

后来,人们把这记录年代的开始之年称为“纪元”,改换年号(或帝王纪年时代改称元年)叫做“改元”。

古代中国帝王年号的字数一般为两字。有少数三字,如王莽的“始建国”,四字如武则天的“万岁通天”,六字者就比较罕见了,如西夏景宗的“天授礼法延祚”

在徽宗之前,北宋还有一皇帝用过四个字的年号,就是他的祖宗宋太宗赵光义。赵光义当皇帝是个疑案,很多人认为是篡位和阴谋,其中在其兄太祖赵匡胤死后当年改元就是证据之一;而且改成了四个字的“太平兴国”,以此来表示要成就一番新的事业。

徽宗皇帝即位的时候很年轻,才十八九岁。所以电视剧《水浒传》他一出场还是做端王时就一副三四十岁的年纪是不严谨的。

崇宁元年:帝国的转折

艺术家皇帝宋徽宗作品

宋徽宗能做皇帝,他的嫡母向太后居功甚伟。

因为先前死掉的哲宗皇帝有同胞弟弟,而且得到了宰相章惇支持。

但向太后坚持立端王赵佶,并以神宗“语录”为徽宗站台:“先帝尝言:端王有福寿,且仁孝,当立。”

枢密使曾布、尚书左丞蔡卞、中书侍郎许将都表示听太后的。贵为宰相的章惇也无奈只得奉命召端王入宫。当章惇见到端王后,又说了句不该说的话:“端王轻佻,不可以君临天下。”但一旁的曾布厉声道:“章惇,听皇太后安排。”

章惇只好闭嘴。

徽宗登基,自然及其兴奋。立即将自己原来的封地端州改名“肇庆”,喜悦之情,不可抑止。

历来评价宋后多贤,实则相对其他王朝,宋代的皇后除了真宗的刘皇后有点贪权外,其他的还好。向太后选了一位亡国之君不知九泉下作何感想?

其实,君位之选背后还是北宋的保守派(旧党)与改革派(新党)的争斗。

向太后无疑是保守派代表,章惇是改革派的领袖。

所以徽宗一上台,就表示出一幅居中的态度,取年号为建中靖国。

建中:谓建立中正之道,以为共同的准则。

靖国:意为使国家安定。

新年号寓意颇丰。即所谓建立中正之道;以荡涤海内污秽。

取“建中靖国”这个年号,是徽宗对两派力量表示了他的态度。

建中靖国虽然只做了一年年号,但就在这一年北宋一个著名人物苏轼逝世。

崇宁元年:帝国的转折

苏轼画像

北宋新旧两党之争是贯穿了整个北宋中后期政局。党争最初因为政见不同而起,后来演变成排除异己的夺权之争。

苏轼被认为是旧党人物之一。

因而在晚年被新党一贬再贬直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。宋徽宗一登基,作为对两党的平衡,对旧党人物宣布大赦,苏轼获赦北还,但在回京途中于常州病逝。

新旧党争从北宋神宗熙宁二年(1069年)开始,围绕在王安石变法新政的执行上展开。新政虽切中时弊,但还是遭到了朝中有影响力的守旧大臣极力反对,如韩琦、司马光、欧阳修、苏轼等都是旧党的代表人物。王安石引用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及韩绛等新人以推动新法。新旧党争前后凡五十余年,两党更迭执政,新政时行时废,搞得臣民无所适从。

徽宗超然两党,来了个折中,号召两党停止纷争,为国家大局着眼共同携手前进。

但新党领袖章惇自然下台。

新上任的宰相韩忠彦是名臣韩琦之子,韩琦是旧党领袖之一。而且韩忠彦是向太后钦点的宰相。也就是说建中靖国这一年,旧党日子好转起来。

但建中靖国的年号施行不满一年,政治风向就开始转变。

其实,从宋神宗开始,北宋历任皇帝都看到了新法的成果,那就是为国家聚集了巨额财富。有了钱,才能干点大事,比如变法后,宋神宗年间国库积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;熙宁六年(1073年),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率军进攻吐蕃,收复河、洮、岷等五州,拓地两千余里,受抚羌族三十万帐;宋哲宗亲政后启用新党,从西夏嘴里掏出了不少土地。

旧党虽然占据了道德高地,但在经世致用,为国家聚财上显然没有新党们好使。

一言而蔽之:新党的那套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,利用政府手段和资源为国家聚集财富。所以皇帝从心底里是新法的拥趸。徽宗刚一上台,还表现出折中的态度,实则不久,尤其向太后死后,他心态就开始了变化。

变化是从换年号开始的。

徽宗父亲神宗皇帝

在徽宗执政的第二个年头,他就将“建中靖国”改为“崇宁”。

“崇宁”者,即取继承尊崇父亲宋神宗熙宁变法之意。

皇帝又用年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他还将继承父兄的改革路线图。

他的贴身秘书、起居郎邓洵武发现了皇帝的心思。他委婉而大胆地对皇帝说道:“陛下是神宗之子,韩忠彦是韩琦之子。忠彦更变神宗之政,是在继承父志。陛下却不能继承父志……”

皇帝并没生气,而是问:“爱卿觉得谁能替代韩忠彦呢?”

邓洵武立刻说出了徽宗早在做端王时就有耳闻的一个人——蔡京。

提起蔡京,大家第一反应都是:奸相。这主要来源于北宋末年太学生陈东上书将蔡京列为“六贼”之首。而《宋史》又将蔡京列入《奸臣传》,称其“天资凶橘,舞智御人”。

但其实在当时,蔡京是新旧两党公认的宰相之才。

当年宰相王安石对女婿蔡卞(蔡京之弟)曾说:“天下没有可用之才啊!不知将来谁能继承我”。然后掰着手指头自言自语:“我儿王元泽算一个。”回头对蔡卞说:“贤兄(指蔡京)如何?”又掰下一指;沉吟良久,才说:“吉甫(指吕惠卿)如何?且算一个吧。”然后颓然道,没了。

而且蔡京此人善于权变,新党当政时,他按新党方针来;旧党上台,他执行旧党政策不过夜。

所以新旧两党的大佬们对蔡京都很欣赏。

退休在家的王安石老先生

元祐年间旧党上台,旧党元老吕公著当政,时蔡京罢官进京。吕邀请蔡京到自己家里,让子孙站成一排在旁边侍候。并对蔡京说:“蔡君,我阅人无数,没有一个比得上你”。还以手自抚自己座位道:“君日后一定坐在这个座位上,我把子孙都托付给你,希望不要推辞!”

此时蔡京正闲居杭州。但与王安石的清心寡欲不同,蔡京私下没少活动。他拼命结识皇帝身边人员,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长胡子的大宦官童贯大人。在进入皇帝视线后,蔡京于崇宁元年调知大名府,又入朝为学士承旨。旋即韩忠彦被罢相,蔡京为尚书左丞。不久,蔡京取代曾布为右仆射(右相)。诏命下达当日,徽宗在延和殿召见蔡京并赐坐,对他说:“神宗创法立制,先帝继承,两遭变更,国家大计还未确定。朕想继承父兄的遗志,卿有何指教?”

此时的皇帝对新法的渴望和对帝国的振兴可谓求贤若渴。

蔡京与王安石侃侃而谈不同,唯叩头谢恩,表示愿为徽宗效死力。

崇宁二年二月,蔡京迁任左仆射,正式做了首相。此后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之久。

蔡京由放逐大臣被重新起用,一旦得志,天下人拭目以待,希望他能有所作为。

人都是复杂的动物。尤其历史上那些大人物,无论评价如何,他们能达到那个位置,本身水平就非常人。

蔡京也有经济之才。

听琴图,红衣者被认为是蔡京

他上台后,即假托“绍述”的名义,用王安石条例司故事,在尚书省设讲议司,自任提举,用其党羽十余人为僚属,重要国事如宗室、冗官、国用、商旅、盐泽、赋调、尹牧,每事由三人负责。所有决策,都出自讲议司。

另外罢去科举法,令州县都仿照太学三舍法考试选官,在汴京城南建辟雍,为太学的外学,用以安置各地学者。

在天下推行王安石先前的方田法(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一方,根据土质肥瘠分等定税)。

实施国家专卖。国家对江、淮七路茶实行专卖。盐钞法被全部改变,凡是旧盐钞都不使用,富商大贾所拥巨资,一朝化为乌有。对茶、盐、酒等专卖领域的经济改革,在中国古代专卖制度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。它走出了官府寓税于价的经营模式,改变了收购和出售的垄断差价获取财政收入的模式。成为经南宋直至元明清沿用的专卖制度的范本。

另外发行新货币,名曰“当十钱”,是当时流通货币价值的十倍。货币改革第一满足了对大额货币的需求,更聚敛了财富。比茶、盐、酒的改革来钱更快,获利更大。

蔡京的改革应该是王安石版本加自己的揣摩。实则比王安石的初期国家资本主义敛财更暴力和快捷。

如此粗暴的横征暴敛,使政府财政收入迅速膨胀,钱币储备很快达到了五千万缗。

国库充足了,蔡京又向宋徽宗提出“丰亨豫大”的忽悠理论,为皇帝及整个统治阶级腐败寻找出了理论依据。

丰亨豫大,出自《周易》。《易·丰》:“丰亨。王假之。”《豫》:“圣人以顺动,则刑罚清而民服,豫之时义大矣哉。”蔡京对皇帝指出:国家富有朝廷办事就应讲排场,君主就应享受,以此显示国家的强大实力。

有了如此有力的理论支持,原本就文艺范喜欢玩的徽宗彻底放开了,尽情“丰亨豫大”,享受经济成果了。

清明上河图局部

对旧党们,蔡京毫不客气,虽然旧党死的死,流放的流放。但蔡京活人死人一起追究,下令列举他们的罪状,以司马光为首,把他们打成奸党,在文德殿门前立石碑,他亲自书写碑文,发布到各地。号称元祐党人碑。三百零九人名列其中,他们的书籍不能出版,子孙也遭禁锢,不能在京城及附近做官。其中也包括苏轼。

当然,蔡京也为底层百姓办了不少好事,不能抹杀。

他当政时期,社会救助制度的推行力度之大,在古代历史上也属罕见。其推行的居养院、安济坊和漏泽园制度,是北宋救济制度发展的高峰,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,甚至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也不能比。正是蔡京将社会救济活动规模化、制度化。

他还在崇宁年间主持“崇宁兴学”,为北宋三次兴学运动效果之首。比如在全国普遍设立地方学校;建立县学、州学、太学三级相联系的学制系统;新建辟雍,发展太学;恢复设立医学,创立算学、书学、画学等专科学校;罢科举,改由学校取士。对宋朝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。

蔡京主政时期的种种经济财政政策虽多被后人诟病为“聚敛”与“苛政”。但同时北宋在徽宗时期社会经济达到了一个高峰。首先表现在人口繁荣上,徽宗时期是宋代人口数最多的时期,全国总户数超过2000万,总人口突破一个亿;就经济来说,徽宗时期号称“中外靖绥,年谷登稳”;就政府财政收入来说,徽宗时,“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”。

这些与蔡京的改革分不开。

所以公正的说,他也是能臣。

以往的变法,不成功的一大原因就是皇帝的动摇。

千里江山图局部

蔡京在这方面要比王安石高明许多。所以后来他获取的恶名中就有:天资凶狠狡诈,舞弄权术,以智慧控制别人,甚至控制皇帝。徽宗虽然也是几度罢免他,但始终离不开他与其集团。

《石林燕语》中提到,蔡京精力非常旺盛,爱热闹。平时喜欢宴请宾客,且能终日在酒桌上应酬,毫无倦意。

《独醒杂志》记载,蔡京做宰相时,有一次在府中宴请属下官员,席间有一种“蟹黄馒头”,就是蟹黄包子(宋代说馒头一般指包子),味道异常鲜香。据说光是这一道馒头,就花去了一千三百余贯钱。

某次请客,给客人们上了十个饼,每个客人只切了一小块,吃到嘴里细细品味,味道很奇特。原来这饼是用黄雀的胃(黄雀肫)做成的。

蔡京失势后,汴京城里一个士大夫买了一个蔡太师府的厨娘。新主人要试试她的手艺,让她做包子吃。厨娘却说她不会做,新主人很奇怪:“你在蔡太师府上做过厨娘,府里不吃包子吗?怎么你不会做?”

厨娘解释:“太师府里当然也吃包子,可每次做包子我只管摘拣葱丝,别的活都专门有人做。”

徽宗画作

奢靡一至于此。

皇帝更不必说。

历来认为北宋之亡于王安石变法。实则王安石何辜背如此大锅。

北宋宰相中不乏能臣,正如章惇所言:“端王轻佻,不可以君临天下。”

北宋实亡于醉心艺术好大喜功的徽宗。

无休止的压榨百姓,掠夺中产阶级财富,严厉打击对立面而供一小撮人穷奢极欲,国安得不亡?

苏轼早年,创作过一篇人物评论--《晁错论》。开篇就写了触目惊心的一段:“天下之患,最不可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”。

崇宁之后,宋徽宗还用过大观、政和、重和、宣和做年号。

当时社会貌似和谐壮观,实则危机四伏。

宣和七年,金军南下攻宋。徽宗传位赵桓,自称太上皇。此时据崇宁元年仅仅23年。

崇宁元年,是徽宗皇帝期望振兴国家的第一年,也是北宋回光返照的第一年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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